馬可·波羅來過中國嗎？(2)

　　三、關于馬可波羅筆下的中國

　　馬可波羅為我們留下了有關13世紀中國的大量記載與信息。本次會議在對馬可波羅所記中國史實的考訂方面，也發(fā)表了一批高質量的論文。

　　李治安（南開大學）的《馬可波羅所記乃顏之亂考釋》專題考證了《寰字記》中所記乃顏之亂的有關問題，肯定了書中忽必烈22天內秘密調集軍隊，用占星家預卜勝負，擂鼓奏樂為進軍號令，軍官佩降符外亦有委任狀等頗有價值的情節(jié)。指出，馬可記述如此詳盡，應屬身臨其境而記其事。王颋（復旦大學）的《馬可孛羅所記大汗乘象史實補釋》經深入考校，證明忽必烈乘象狩獵和平定乃顏叛亂的可信性，并考證了有元一代“馴象”所的由來及其他皇帝乘坐“馴象”巡幸的事跡。王曉欣（南開大學）的《1275－1291年間江淮福建戍軍考略》對馬可波羅在華期間自述曾親歷的以揚州、杭州、福州為中心的江淮行省戍軍情況進行了考察，肯定了馬可所說各城戍軍“最少者額有千人”及“蠻子城域戍守之人以漢人為最眾，另輔以南人”的可靠性，并對江淮鎮(zhèn)戍軍各萬戶的調配、組編和名稱進行了探討。劉迎勝（南京大學）的《關于馬薛里吉思》，以馬可波羅對馬薛里吉思的敘述與同期漢文等史料相印證，認為馬可所述馬薛里吉思老家薛迷思賢的教堂及所見鎮(zhèn)江之聶思脫里寺與同期漢籍相吻合；并考證了馬薛里吉思所建七所十字寺的部分名稱，認為馬可的“有關敘述可能源于馬薛里吉思之口”。

　　關于馬可波羅對民族、宗教的描述，邱樹森（暨南大學）的《馬可波羅筆下的中國穆斯林》通過對馬可筆下伊斯蘭教的研究，指出：“伊斯蘭教在中國是由西向東傳播的；馬可對阿合馬事件及賽典赤家族的記載反映了當時回回人政治地位之一斑；并注意到了書中所述泉州等地與阿拉伯國家貿易的情況。”日本學者乙坂智子的《馬可波羅書中所述藏傳佛教》以考察喇嘛教僧人法事及“神跡”為主題，認為喇嘛教可依靠法事，通過顯示大汗周圍的“神跡”以表現(xiàn)其神秘偉大，是儒學外的一種來自非漢族文化的統(tǒng)治工具。

　　有關馬可波羅在中國的足跡所至，意大利學者保羅·利貝拉里（PaeloLiberali）的《馬可波羅游記中的元上都》集中關注馬可在上都的旅行及其對上都的描述。認為馬可所記與上都遺址地理位置比較一致，建議利用考古學、物理分析等新方法以確定該城的布局與作用。鮑志成（浙江外辦）的《馬可波羅與天堂杭州》介紹了元代杭州的情況，論證了馬可所述杭州內容的真實可信及馬可赴杭的次數(shù)、時間、行程路線及其所游歷的浙江各地的歷史人文。高榮盛（南京大學）的《泉州北上“官道”與馬可波羅入閩路線》介紹了泉州北上“官道”，并指出杭州西向接入官道而入福建的通行路線，而馬可對其間行程狀貌的記述，恰與實際情況相合。

　　四、有關馬可波羅同時代的中西旅行家

　　與馬可同時期的中外旅行家及其旅行著作，也是與會學者關心和熱烈研討的課題。陳得芝（南京大學）的《常德及其西使》介紹了常德的生平及其西覲旭烈兀的使命，考證了其出使及返回的具體時間，探討了其行程中的一些問題及常德返回后的仕歷情況。日本學者海老澤哲雄的《修士迦兒賓的蒙古之行》認為，教皇使者迦兒賓出使前并不了解蒙古的具體地理位置，蒙古為獲得外蕃臣服而允許中外使者使用其驛傳系統(tǒng)，迦兒賓正是利用了蒙古的驛站與向導才得以順利抵達蒙古宮廷。姚大力（復旦大學）的《雅各：另一個馬可波羅？》分析了《光明之城》有關宋元中國的記載，認為找不到漢文史料與之映證，故該書記載“至多出自13、14世紀的中亞穆斯林世界對遙遠的中國的道聽途說”或“出自原來朝代的作偽者之手”。

　　與會代表還討論了涉及馬可波羅的一些其他問題。方駿（香港教育學院）的《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關于普及學術研究成果的一些想法》選擇了一些包括教科書在內的海內外中國通史著作，分析這些書中對馬可及其游記的敘述，探討了學術研究成果不能普及民間的原因及若干解決辦法。

　　此外，會議還對13世紀的元代中國進行了諸多方面的討論與交流。

　　綜上，本次會議在推動馬可波羅研究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1）世界范圍內馬可波羅研究論爭的主要代表人物蒞臨，各陳己見，進行了面對面的交鋒與探討。雙方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在一些問題上達成共識，使馬可波羅來華問題在辯論中逐漸清晰，在相反相成的爭論中促進了馬可波羅來華研究的新發(fā)展。（2）馬可波羅研究與13世紀元帝國研究兩個領域間出現(xiàn)了互相融合和促進的態(tài)勢。此次會議，雙方從長期割裂開始相互靠近和交融。馬可波羅研究者揭示和闡述了《寰宇記》有關元帝國的許多重要記述，使13世紀中國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元史學者從實證角度，在廣度與深度上進一步為馬可波羅研究提供了不少雄辯而有說服力的證據。（3）馬可波羅研究中涌現(xiàn)了一批新生力量。一批中青年學者加入馬可波羅研究隊伍，提交了許多有份量的論文。與會者還展望了我國馬可波羅研究的兩個基本方向：翻譯、注釋各種版本的《寰宇記》；運用漢文、波斯文資料考訂和研究馬可波羅來華記述。

　　會議期間，還組織與會代表參現(xiàn)了肇始于元代海運的海河西岸的天后宮、意大利租界馬可波羅廣場舊址及馬可波羅來華爭論中多次涉及的古長城今日的薊縣段。

　　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正如伍德博士會后附信說：“我對大會的成功舉辦，表示贊賞。大會的學術氣氛與論文質量，代表們的友善態(tài)度及對楊志玖教授的尊敬愛戴，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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