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蒙養(yǎng)院與日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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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末學習日本的風氣和氛圍中，幼稚教育同樣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本幼稚園教育的烙印，在辦園宗旨、師資延聘、課程、教學方法等方面都帶有濃重的日本色彩。

　　從辦園宗旨上看，清末幼稚教育較為濃重的德育和智育色彩深受日本幼稚教育宗旨的影響�！逗�北幼稚園開辦章程》第一條即指出：“幼稚園因家庭教育之不完全而設，專輔小兒自然智能、開導事理、涵養(yǎng)德性，以備小學堂之基礎為宗旨。”該章程是在日本人戶野美知惠的指導下擬訂而成的，自然是以日本幼稚教育宗旨為參照�！蹲喽�蒙養(yǎng)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也規(guī)定保育教導要旨為“使之遠于澆薄之惡風，習于善良之軌范”，“留意兒童之性情及行止儀容，使趨端正”等。

　　從師資上看，清末幼稚園的保姆或教習大多聘自日本。中國近代第一所公立幼稚園是1903年秋創(chuàng)立于武昌的湖北省立幼稚園，聘請三名日本人為保姆。是年北京京師第一蒙養(yǎng)院成立，院長由日本保姆師范畢業(yè)生擔任，并聘兩名日本人為教習。隨后，上海務本女塾、無錫競志女堂、湖南蒙養(yǎng)院、天津嚴氏家塾保姆傳習所和附屬蒙養(yǎng)院、福州幼稚園保姆養(yǎng)成所等幼稚機構都聘有日本保姆或教習。

　　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清末幼稚園的課程及實施方法基本上照搬日本�！蹲喽�蒙養(yǎng)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規(guī)定保育教導條目為：游戲、歌謠、談話、手技，與曹廣權考察日本時所記錄的游戲、唱歌、談話、手技的課程如出一轍。晚清最后十年中所開設的幼稚園（教會幼稚園除外），基本上都是依據(jù)日本的幼稚園課程進行教學的，甚至連日語也成了學習科目。在教學過程中仍然是以注入式為主，正如張雪門在《我國三十年來幼稚教育的回顧》一文中所述：“要形容這一時期的幼稚教育，和現(xiàn)在注入式的小學十分類似。他們將談話、排板、唱歌、識字、積木等科目，一個時間規(guī)定在功課表上，不會混亂而且也不許混亂的，教師高高的坐在上面，蒙養(yǎng)生很端正的坐在下面。

　　教師教一樣，學生學一樣，全部活動不脫教師的示范，兒童不能自己別出心裁，也不許其別出心裁。至于各種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師不給，兒童自然不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兒童雖欲取而不得，管理上的嚴肅主義，也和現(xiàn)在注入式的小學一樣。”

　　綜上可知，清末中國幼稚教育的發(fā)展的確是在日本幼稚教育的影響下進行的，存在著“東洋化”的傾向。民國后期著名的幼兒教育家都曾指出此時期幼稚教育的主要弊端之一即為此。陶行知稱此為“外國病”，提出建設“中國化”的幼稚園，陳鶴琴就此指出“幼稚園要適合國情”，張宗麟在對江浙等地幼稚園進行調查的基礎上提出幼稚教育的“民族性”。諸如此類的批判和建議層出不窮。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以上教育家并沒有絕對地否定此時期幼稚教育在日本影響下取得的一定進步，“幼稚教育之來華，尤為近十數(shù)年間事，故一切設備教法抄襲西洋（引者注：包括日本在內）成法，亦勢所難免”，便是最好的注腳。〔12〕“幼稚園要適合國情”從一個方面理解是要體現(xiàn)自己的民族特性，從另一方面看，則是要適應當時的國情。眾所周知，當幼稚園教育在西方和日本普遍盛行的時候，中國的幼稚教育還是封建式的家庭式教育，基本上沒有正規(guī)的社會性幼教機構，因此在幼稚教育內容、方法等方面帶有嚴重的封建落后性，當先進的知識分子通過日本的媒介將幼稚園教育介紹到中國并加以實踐時，幼稚園教育在中國正式落地生根，中國的幼稚園教育開始逐步發(fā)展起來，因此不可抹煞日本幼稚園教育所發(fā)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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