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30萬天價學區(qū)房真相

　　中國人應該是最能夠理解學區(qū)房的種族，我們一輩輩從小就讀過“孟母三遷”的故事。如今，北京有的學區(qū)房躥到了每平方米30萬元的天價，可謂直上云霄。即便如此，學區(qū)房的存在依然有合理性，不應該被彌漫的仇富心態(tài)加以抹黑與妖魔化。

    一位家長的比喻很接地氣：春節(jié)買回家的票，有權力的批條，沒權力的找票販子，學區(qū)房就像是飛機票——貴，但是保險。學區(qū)房持續(xù)熱銷，是家長們對游戲規(guī)則的尊重。教育資源均衡化的愿景十分美好，但小朋友一天天長大，在愿景實現(xiàn)之前，“好學校”當然還是供不應求的。哪個孩子進哪個學校，是讓權力說話，還是讓財富說話？很多時候，我們找不到最好的辦法，所以只能選擇此時此地最不壞的辦法。

　　第一次聽說北京的實驗二小，是在幾年前，跟朋友去考察新華社一帶的文物保護區(qū)。沿著魯迅中學往西，走過一處灰瓦紅門的老北京四合院，門口兩尊石獅，朋友指指里面，略帶神秘地說：“這就是實驗二小，很多中央領導的子女都在里面上過學，校長是全國小學里唯一的國務院參事。”再次聽說實驗二小，是最近媒體曝出其片內學區(qū)房高達30萬一平方米。人們驚呼：“過去是‘拼爹’，現(xiàn)在是‘拼房’！”

　　不獨北京，南京、西安、鄭州、天津、長春等地的學區(qū)房價也在迅速升溫。在這輪“金錢比拼”和市民遷徙的背后，是今年以來教育部連發(fā)兩道“就近入學”通知，要求北京等19個重點大城市的義務教育在2015年實行免試就近入學政策，以及北京已經(jīng)在推行的“九年一貫對口招生”，即選擇哪所小學，將來就要上本校的初中，原則上不許擇校流動。

　　“天價房”真相

　　此次處于漩渦中心的“北京最牛小學”實驗二小，百年前曾是著名的京師女子師范學堂（還記得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嗎？）創(chuàng)建的一所附屬小學。早在民國時期，實驗二小就已經(jīng)成為老北平小學中教學條件最好、師資力量最強的小學之一。

　　前段時間熱播的韓劇《繼承者們》，有一幕是帝國高中的學生紛紛有豪車接送，其實這一幕，早在50多年前就已經(jīng)在實驗二小實現(xiàn)了。1957年在那里入學的新華社子弟葉維麗在《紅色大院的女兒們》一書中寫道：“我感覺中國社會有等級，是從實驗二小開始的。實驗二小集中了一些社會上層的子女。劉少奇的子女，其他一些國家領導人的子女，不少都在實驗二小。我們年級就有一個國家副主席，一個人大副委員長和兩個副總理的孩子。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孩子們對家長的地位和級別很敏感。在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們班的男生特別愛談論汽車。他們特清楚什么級別的人坐什么車，我從他們那兒聽來的有吉斯車、吉姆車，還有華沙和伏爾加什么的。我們學校開家長會，有點像開中央工作會議，很多家長是中央各個部門的首長，互相寒暄，有的家長還把警衛(wèi)員帶來了，前呼后擁的，校門外小汽車停了一長串。而我爸爸就是自己走路從新華社來，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車來。”

　　在葉維麗看來，實驗二小在小學里是當仁不讓的“寶塔尖”。但就是這樣一所名校，從網(wǎng)上流傳的劃片范圍來看，僅包括西單手帕胡同、察院胡同、文華胡同、文昌胡同、復內大街2-60號、佟麟閣路1-37號。

　　而一位正在考察學區(qū)房的劉女士告訴記者，這份名單包含的范圍并不準確。

　　“我咨詢了一家中介，對方告訴我，現(xiàn)在實際上屬于片內，還能出房子的，只剩下文華和文昌兩個胡同，公房多，私產(chǎn)少，所以房源并不多，有點‘一平難求’的意思。”

　　這些房子大多為大雜院內的私產(chǎn)平房，按間出售。劉女士看上的一間房，位于文昌胡同，可以落戶上學，僅有15平方米，總價350萬，單價超過了23萬，而且價格往下談的空間很小。換而言之，如果僅從上學名額來看，拿下實驗二小的成本至少在270萬-350萬之間。

　　而中關村三小的學區(qū)房新紀元家園，去年這個時候，每平方米的均價還在7萬，現(xiàn)在已經(jīng)漲到了8萬以上。記者有位朋友8年前為兒子買了一套174平方米的，花了153萬。如果改在今天，這個成本最低是1392萬。當然這屬于個案，絕大多數(shù)家長選擇的多為五六十平方米，總價在400萬以上的小兩居或者更便宜的一居。

　　相比較之下，單價30萬的“天價學區(qū)房”不過是一個吸引眼球的炒作。如果不考慮居住，實驗二小學區(qū)房的總價并不驚人，相反在北京學區(qū)房“價格地圖”中，還略占低價優(yōu)勢。

　　如果不考慮實驗二小，而是相距不到800米的奮斗小學，學區(qū)房的單價則能減少一半。

　　有位在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上班的“遠慮媽”告訴記者，她在要小孩之前，就開始關注學區(qū)房了。“反正早晚都要經(jīng)歷，不如早一點行動。結婚之前我在中關村買的房，當時覺得學區(qū)房比較舊，就買了一套新房。但新房只能上中關村四小，重點小學肯定沒希望。所以我在還沒要小孩的時候，就開始看中關村一、二、三小的房子，最終因為種種原因沒成，3年前改在西城買了奮斗小學的學區(qū)房。就在奮斗小學門口，特別近，也特別小，只有13平方米的一間平房，當時是10萬元一平方米。前兩天我看了一下，到現(xiàn)在總價漲了30萬左右。”

　　“遠慮媽”是從小就在實驗二小附近上學的西城人，當時除了奮斗小學，還同時看了實驗二小、黃城根等幾所小學的學區(qū)房。最終確定奮斗小學，一是因為“西城教育局的同學說奮斗小學還不錯”，另一個就是房源太少。“基本上出了一套房子，很快就被搶掉了。所以我當時看了好幾所學校的學區(qū)房，哪個先出就先買哪個。”

　　在北京，學區(qū)房普遍比非學區(qū)房單價要貴1萬-2萬。為了實現(xiàn)“總量可控”，家長們往往不得不以犧牲居住條件為代價，面積小、老舊破、戶型差的學區(qū)房成為首選。

　　“住慣了大房子，看見舊房子的樓道就受不了。”一位家長抱怨說。

　　購買私產(chǎn)平房的家長，多數(shù)不會在那里居住，而是另外在附近租房。“這種出租的老房子，家具都是房東在二手市場淘的，設施湊合能用。我們也就是忍，好在不是無限期的，六年時間忍一忍也就過去了。”有位賣掉媒體村108平方米的大房子，轉戰(zhàn)二環(huán)內的家長說。

　　但也真有家長傾其所有為孩子買了“黃金屋”后，只能住在里面。

　　這種房子堪稱真正意義上的“蝸居”，而且是“裸居”。有位家長反饋他們們街坊家里兩個孩子，家里一直住著一套三居室，老大明年就要上一年級了，家人把這三居室賣了，因為是小產(chǎn)權的，只賣了120萬，在西城二環(huán)里買了一個10平方米的小平房。住慣了大三居樓房，再去住一間單獨的小平房，公共廁所、露天廚房，又沒集中供暖，還要全家擠在一起睡覺，這是一夜回到了改革開放前。但據(jù)說這位街坊想著孩子馬上就能在西城劃片上小學了，說話間都流露著高興。問及四個人能住得下嗎，他們發(fā)揮了“螺螄殼里做道場”的精神：還有七八平方米的自建，相當于又多了一間；平房是尖頂?shù)模瑴蕚浒阎虚g的隔層打掉做成復式，跟小閣樓似的，能睡覺，也能放點東西……

　　還有位原本在中關村一家知名科技公司上班的母親，8年前一家三口從從北五環(huán)外一套精裝修的大房子，搬到市區(qū)內一間不到13平方米的“蝸居”，那時候這間房的總價才20萬。她連原來的工作都辭了，在街道居委會找了份工作。

　　一步差，步步差

　　家長為什么寧可走hard模式，也要“死磕”學區(qū)房？

　　在家長心目中，北京教育資源優(yōu)質程度與難進程度由高到底排序依次為：西城區(qū)、東城區(qū)、海淀區(qū)、朝陽區(qū)、石景山區(qū)、豐臺區(qū)，其中西城、東城、海淀乃是重中之重�！吨袊�式離婚》里有句臺詞，反映了不少家長的心聲：“進不了好小學，就進不了好中學；進不了好中學，就進不了好大學；進不了好大學，孩子這輩子就完了。”

　　有位已經(jīng)工作的小伙子現(xiàn)身說法：“我考上大學可以說是從小錢堆出來的。小學擇校6千，初中2萬，高中3萬8，好歹進了985大學。如果不是我媽媽不顧旁人非議，硬是負擔了比同院孩子一倍多的開銷供我上學，我可能還走不到這一天。我小學的時候，智力和院子里的孩子一樣（我們院幾個孩子一個班），考試并沒有很出類拔萃。我媽媽掏錢讓我去了重點初中，后來中考院子里只有我一個人考了省重點高中，再后來高考我考上了比其他孩子好很多的學校。一步差，步步差。“

　　由于僧多粥少，記者去年在報道中便說過，幼升小、小升初早已變成一場集金錢、權勢、信息、時間、效率、耐心、教育理念、各種社會關系為一體的“超限戰(zhàn)”。如果想上個好點的小學，還不在片區(qū)內，做家長的就得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批條子、走共建、上坑班、跑裸考、買學區(qū)房，哪條路都鮮花與陷阱并存。如果家長在幼升小的時候“偷懶”，小升初的時候，想要跨區(qū)報考好初中，還需來一場難度更高的“擇校大戰(zhàn)”。

　　“很多家長都明白這個道理，如果實驗二小有能遞條子的機會，我肯定選擇這個。但現(xiàn)在孩子太多，其他的方式都有點不太靠譜。買比較靠譜的學區(qū)房，至少是一個最后的保障，今后也是一種投資。”“遠慮媽”告訴記者。

　　兒子剛出生，就為他在西三旗買了一套學區(qū)房的星宇爸爸則說：“這是一個提著豬頭能不能找到廟門的問題�；ㄥX找關系、交擇校費，這里面的貓膩很多，非常黑。而且不到最后一刻，你都得不到任何確切的消息，別人家的孩子都已經(jīng)拿到錄取通知書了，你還在焦慮。像我們這樣沒有過硬關系的家長，不想被騙，想省點心，還不如買學區(qū)房。”

　　有人笑言：“這事就像買春節(jié)回家的票。托關系就像是找票販子買火車票，不到最后拿不到，也許最后也拿不到。學區(qū)房就像是飛機票，貴，但是保險點。”

　　而“就近入學”、“九年一貫制”，則是強化了這種心理。以后跨區(qū)就讀會越來越難，選擇一所什么小學就決定了孩子將來上什么初中，有部分原本想等到初中再折騰的家長，提前進入備戰(zhàn)期。

　　“買學區(qū)房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孩子上學方便。”星宇爸爸說，“從原來的大房子，搬到現(xiàn)在只有50多平方米的小兩居，一開始確實存在一個適應的過程。”但是這位父親認為這對他們的生活質量反而是一個提高：“住在學校附近的好處真是不能言表，不用6點鐘起床送孩子、當公司勞模，不用把大量的時候都堵在接孩子的路上。我每天能多睡半個小時，孩子能多睡近一個小時，將來孩子大一些，還可以自己上學，沒有接送的煩惱�？傮w來說我覺得值，就近入學這個口號本身是對的。”

　　教育落差

　　在家長“血拼”的背后，表面上看有中國人太多的客觀事實。

　　“為什么所謂學區(qū)房炒到天價，為什么我們養(yǎng)一個孩子就累得精疲力竭，得工作日陪著做作業(yè)到10點，周末兩天陪著參加興趣班連軸轉？就是被這類’先知先覺’的earlybirds搞的！中國人信奉‘早起的鳥兒有蟲吃’，看似是勤奮的美德，實則是無窮無盡的精明算計。”有人在網(wǎng)上怒斥。

　　美國商務社交網(wǎng)站LinkedIn的高級分析師王益說：“在國內，人多資源少。幾百年來中國的文化就強調競爭，流傳下來的口號也很多，比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為什么要做“人上人”呢？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多吃多占吧。當代的中國孩子也是從小就被迫和鄰居家孩子比成績。在美國，地多人少。在資源競爭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下，西方的教育也相對寬松。”

　　然而中國家長的“望子成龍”，也是被現(xiàn)實反復教育的結果。有人評論說：“失瘋的學區(qū)房價，讓免試就近入學政策未施行先失敗。政策匆匆敵不過需求重重，教育公平源于資源公平，只要學校間‘教育落差’存在，就無法阻擋舍近求遠的腳步。從哪改起，教育部門豈能裝糊涂？”

　　中國教育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教育投入不足。

　　曾有聯(lián)合國教育官員說，中國對教育的重視程度“還不如貧困的烏干達”。經(jīng)濟學家厲以寧在多年前，和一些人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結論，當人均GDP達到800美元到1000美元時，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要達到4.07%～4.25%，才能實現(xiàn)教育與經(jīng)濟的良性發(fā)展。于是從那時起，提出來一個要到2000年達到4%的“及格線”。沒想到從1993年一直到2012年，沒有一年實現(xiàn)過4%，直到2012年才剛好達標。

　　在投入不足的大前提下，教育資源向權貴傾斜，更加劇了這一不平衡，“拼爹”的說法不脛而走。

　　“實驗二小招收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共建生。共建單位包括各部委、新華社、中國銀行等。”上文中的劉女士告訴記者。

　　所謂“共建”，是指中央各部委機關單位、大型央企等往往都和很多“牛校”之間存在共建合作關系，那些“牛校”提供一定的招生名額，而共建單位則會用各種不同的利益作為交換。

　　早在1997年，外交部就開始與北京二中共建。2007年4月，時任外交部部長的李肇星就曾在外交部與北京二中聯(lián)合舉辦的“共建杯”乒乓球比賽中稱，“感謝二中多年來為外交部員工解決子女入學問題做出的貢獻”。2013年11月1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長宋濤訪問北京二中，也對二中多年來給予外交部人員子女的教育和培養(yǎng)表示了感謝。

　　在北京二中的官方網(wǎng)站中，一篇2007年的文章這樣寫道：“在二中和外交部十年的友好合作中，從二中畢業(yè)的外交部子弟多達千余人，為外交官解決了后顧之憂；二中的發(fā)展也得到了外交部多方面的有力支持與幫助。”

　　此前還有媒體報道，包括外交部、中石油、中石化等在內的6個部委、近10個大公司參與史家胡同小學的共建。據(jù)清華園教育集團副總聞風透露，共建還分大共建和小共建。強勢單位走的是大共建，入學沒有名額限制，小共建則是弱勢單位，名額少，還需要通過考試來篩選。近些年“共建”正成為一條“綠色通道”，條子生、關系生紛紛“借用”。他認為這里面水太深，根本就是一筆糊涂賬。

　　美國模式vs日本模式

　　在推行“就近入學”的同時，4月18日，北京教委取消了以往體現(xiàn)特權入學的共建生指標。但在多年研究教育改革的專家們看來，取消共建只能起到部分抑制特權的作用，只有學校教育真正實現(xiàn)均衡化了，取消重點評比，讓教師們流動起來，家長們才不會想擇校，日本模式被認為是學習的樣板。

　　郎咸平曾撰文指出，中國的教育模式，實則集合了美國“拼爹模式”和日本“公平模式”的兩大缺點并發(fā)揚光大。在美國，人人都能享受免費教育，但如果想獲得最好的教育，必須上價格昂貴的私立學校。日本推行的則是絕對公平的教育制度，包括兩個政策，一為硬件標準化，二是師資標準化。小學、初中基礎教育的老師必須輪崗，每六年從一個區(qū)轉到另外一個區(qū)，甚至還要到農(nóng)村去，相應在老師中薪水也是最高的，并納入公務員體系。

　　而我國，學習日本，也用國家財政補貼各個學校，但核心的兩個標準化沒有實現(xiàn)，看似公平，實際難以避免“教育落差”。同時又學習美國，拿著國家財政的錢，去補貼重點學校。但在美國，私立學校運營資金大部分靠募捐。

　　北京部分區(qū)縣正在試點將自己的“教育大餅”攤得更勻。

　　今年實驗二小一口氣收編了涭水河小學、長安小學、廣外一小、白云路小學等六所西城的普通小學。這些小學變成了實驗二小的不同校區(qū)、不同年級部，這些校園里的孩子與二小本部的孩子混編班級，享受著一樣的教育。

　　“我想買的那間私產(chǎn)平房，業(yè)主原來最高報到390萬，正因為看了這條新聞，擔心實驗二小的學區(qū)房將來價格下跌，才下調到350萬。”劉女士告訴記者。雖然實驗二小的學區(qū)房價比最瘋狂的時候有所收斂，但被收編的六所普小的學區(qū)房，現(xiàn)在卻成為房地產(chǎn)中介熱推的房源，她認為這些地方的房價會應聲而漲。

　　此前東城區(qū)、海淀區(qū)已經(jīng)陸續(xù)有10余所“九年一貫制”學校出臺，大都是名中學搭配普通小學。盡管學區(qū)范圍還未公布，這些小學附近的學區(qū)房價卻開始漲價。

　　教育均衡化步伐滯后，入學政策變來變去，折騰家長，也折騰孩子。有位家長無奈道：“這幾年來教改‘緊箍咒’是這么念的：素質教育取消小升初考試，導致各種坑班、藝術班大行其道，學區(qū)房漲；信息采集取消跨區(qū)，導致學區(qū)房暴漲；強弱聯(lián)合鼓勵直升，導致北京的海淀、西城、東城全變學區(qū)，普通小學學區(qū)房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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