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觀點：中國教育考試制利大于弊

　　近來教育部長周濟被免職另用與北京大學確定39所中學校長具有“實名推薦權”，再次將“教育”推向風口浪尖，就事論事，意義有限，如果以此為機將十余年提倡“素質教育”引發(fā)的“教改”略作反思，當更有意義。

　　歷史表明，相對而言只有考試制是利大于弊。在對權力的監(jiān)督、制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之前，在教育權力結構、行政化體制沒有較大改變之前，其它措施不僅不能補考試之弊，而只會使腐敗更加嚴重。

　　中國教育問題多多，尤其是“應試教育”的弊端更加嚴重，以至“群情激憤”。但細讀這些滿含激憤的口誅筆伐，卻使人感到多數文章冷靜、理性的分析相對不足。“應試”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卻“屢禁不止”，說明有其深層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關系長期嚴重失衡，“求”一直遠大于“供”，這必然要形成“過度競爭”。無論人們多不情愿，只要這種狀況不改變，過度競爭自然要向中、小學蔓延擴展。這種過度競爭持久不退說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脹，但反過來看，這種“需求高度膨脹”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發(fā)展強大、積極的動力。

　　在這種現實條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學的優(yōu)質教育均屬“稀缺資源”。如何分配這種稀缺資源，是任何教育體制的制度設計都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這更是我國教育制度設計的一個基本背景。從原則上說，所有適齡青少年都有分享這種稀缺資源的權利，但實際上只有極少數人才有分享機會，因此不得不設計出種種方法、制度選拔少數、淘汰多數。可以“舉薦”，如家庭出身、家長的權力、本人的表現等作為推薦的標準；可以考試，以考分作為選取的標準；可以用金錢購買，把教育完全作為一種產業(yè)；甚至可以抽簽，如現在一些地方小學升初中實行“電腦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學”。雖然種種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種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歷史表明，相對而言只有考試制是利大于弊。

　　在恢復高考制度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試制的各種弊病，因而忘記當年廢除考試制必然帶來的更大弊病。“推薦制”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有一個完全公正無私，能了解、洞察學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擾、壓力的推薦者。但實際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個推薦者，因此，“推薦”往往成為“走后門”的同義語。現在還有少數“推薦”名額，原本是為補考試之弊，但在許多地方實際成為權勢者子女享受的特權，亦再次證明這點。有人提出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擴大校長的招生權來補考試之弊，但這種觀點忘記了中國大學、中學的校領導都是有行政級別的，在這種權力架構下，如果擴大校方的招生權力，校方實際很難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即便現在實行嚴格的考試制，每到招生時有關人員已為來自各方的電話、“條子”所苦，感到難以招架。此外，據最新報道：“自從擔任武大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陳昭方每年都為自己的親朋好友、省、市官員本人或子弟報考武大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走后門，違反原則批條子或親自找有關人員聯系(指示)，降低分數錄取或免試，他個人則撈取經濟上、政治上的好處。”這只是高校招生腐敗的冰山一角。

　　在這種“運作”過程中，充滿了驚人的黑幕，所以廣大家長不禁發(fā)出“還是考試好”的感嘆。更嚴重的是，這種政策實際上剝奪了貧寒人家子女原本憑考試的高分就能享受優(yōu)質教育的權利。如果實行“教育產業(yè)化”就更要有考試制使貧困家庭子女能憑高分免費或少花費享受優(yōu)質教育、高等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錢決定，因為教育畢竟是種特殊“商品”，不僅是國家培養(yǎng)人才、發(fā)展文化的需要，更是受教育者一種基本權利。也就是說，在對權力的監(jiān)督、制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之前，在教育權力結構、行政化體制沒有較大改變之前，這些措施不僅不能補考試之弊，而只會使腐敗更加嚴重。應當承認考試制度是一個弊端重重的制度，但還應當承認目前仍無更好的制度能取而代之。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雷頤

　　相關推薦：

小升初試題、期中期末題、小學奧數題

盡在奧數網公眾號

　　 歡迎使用手機、平板等移動設備訪問幼教網，幼兒教育我們一路陪伴同行！>>點擊查看